明星的粉丝有很多种，有的会去偶像住处的门外徘徊，有的会为他写一部惊人的深度专著。当然，不是所有明星都配得上这么一本书，除非他是张国荣。哥哥走了这么多年，香港演艺界发生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，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。而那一切失去的，就只好用这本书把它全部保留下来了。——梁文道

张国荣的生命联系着香港流行文化及历史的盛衰起落，亦唯独是像香港这样不完整的殖民地，才能孕育出像他这样的演艺者。

从上世纪60年代流行音乐及时装的西化开始，便已注入于张国荣的风格和内涵，所谓“番书仔”、唱欧美流行歌曲、看外国电影及时装杂志、穿喇叭裤、梳“飞机头”等等，不让许冠杰与罗文等前一代的歌手专美，张国荣披在身上，更散发一股桀骜不驯的反叛气息，而且富于现代感，堪比拟詹姆斯·迪恩（JamesDean）。

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商业经济起飞的时段，也是流行文化及电影的光辉岁月，张国荣的乘时而起，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，形势造就了他的机缘，但也是他的参与和建立，才令香港流行文化的体系与光环得以完成。从“丽的”到“无线”，从“华星”到“新艺宝”，一方面见出他跨越媒体的能力，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视风云，以及八九十年代唱片工业的转型。

此外，从谭家明、徐克、吴宇森，到关锦鹏、王家卫、陈凯歌、陈可辛，等等，从香港的伊秀潮到内地的“第五代”，他合作的导演横跨了时间和地域几个世代的变迁，从他演绎的故事与人物，体认了香港电影工业从实验期、成熟期、本土化，过渡至商业化、类型化，以至艺术的提炼、国际的认同，最后落入转型期、衰退潮及北移的策略。

有时候，总觉得张国荣是幸运的，他成长和成熟于香港芳华正茂的时刻，能遇上众多优秀的导演，因而推动一个又一个的演艺高峰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其实也是张国荣的表演才华，成就了这些导演作品的艺术层次，相信没有人能够想象没有张国荣的《阿飞正传》、《胭脂扣》、《霸王别姬》等会是怎样的？因此才有人说，在“王家卫镜头下的‘阿飞’，其实是‘张国荣化’了”。李正欣也指出：“张国荣的演艺生涯与时俱进，可算是这个城市的倒影。”又说，他的一生“不但反映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转变，也标志香港这个城市兴旺的一段历史。”

每个年代，张国荣都为我们留下记忆——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风挟着日剧与“红白歌唱大赛”疯魔香港人，张国荣为我们跳动《拒绝再玩》（玉置浩二作曲）与高唱《共同度过》（谷村新司作曲）；1987年，张国荣在《胭脂扣》里演出“五十年不变”的爱情承诺与幻灭；1997年，他又在《春光乍泄》里反复念着“不如从头开始”的游戏，恍若历史的魔咒；千禧年前夕金融风暴横扫各行各业与各个阶层，在市道低迷之下他以港币一元的片酬接拍《流星语》，支持香港的电影工业，同时也记录了经济滑落下中产阶级的苦况；就连他的死亡身影，仍牵引这个城市疫症的命脉，SARS的时代创伤与他已是血肉相连。

曾经有人问起：何以香港能孕育出像张国荣这样特殊异质的演艺者？或许这问题可从两方面谈起，张国荣的演艺事业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，以他告别乐坛而又再复出演唱作为分水岭，前期的特征如前所述，是跟香港的城市经济、现代西化及流行文化的发展扣连一起；而后期则逐渐体现了特殊的异色景观，却与香港的性别运动紧密联系。如果说前期的张是以一个“异性恋”的坏情人姿态建立自我、吸纳市场、凝聚观众的视线，那么后期的他却是性别多元的现身，而且走向非常激烈开放的地步，对于这种转变，张不是被动的，而是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。

他曾经说过，早在1981年的时候，导演罗启锐为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的单元剧《霸王别姬》，有意邀请他担演“程蝶衣”一角，虽然当时他已十分喜欢这个角色，但碍于偶像歌手的身份而未能接拍，十年后陈凯歌开拍电影《霸王别姬》，基于心态与时间的改变，张才接下这个演出。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两个重点，一是歌手受制于形象市场的考虑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协，二是这个歌手身上所反映的性别光影，何以十年后张国荣可以抛开顾虑演出“程蝶衣”的角色？或许问得深入一点，何以上世纪90年代的张国荣可以展现他在80年代未能释放的性别能量？相信除了个人的因素，如心态的转变、“偶像歌手”身份的剥褪、进入殿堂后可以随心所欲等等之外，还有香港性别运动与历史的背景因缘。